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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古叙利亚文版本
古叙利亚文版本约在第四世纪时所抄成,包括四部福音书在内。但我们要注意,“当时人们称信基督教的闪族人为叙利亚人,这些译本乃是用一种特殊的闪族亚兰语字母写成。”6/193
莫伯索西亚的席亚多(Theodore of Mopsuestia)写到:“它被译为叙利亚的文字。”6/193
叙利亚文通俗译本(Syriac Peshitta)Peshitta字的原意为“简单”,此乃公元150至250年左右所完成的标准译本。自公元400年流传下来的此类译本尚有350份左右。15/317
斐罗圣尼版本(Philoxenian)约在公元后508年时写成,是教会先父波里克为马博主教(Bishop of Mabug)斐罗圣尼(Philoxenas)所译成的新叙利亚文新约圣经。37/49
哈克兰叙利亚文版本(Harkleian Syriac)由哈克地的多马(Thomas
of Harkle)于公元616年译成。
巴勒斯坦叙利亚文版本(Palestinan Syriac)一般学者考据此版本是在公元400至450年(第五世纪左右)所译成。33/68-71
2D.拉丁文版本
古拉丁文版本(Old Latin)在第四至第十三世纪时,一直有人见证说在第三世纪时,有一种“古拉丁文新约版本在北非及欧洲流传……”
非洲古拉丁文版本,又称巴比尼士版本(African Old Latin,or Codex
Babbiensis)约在公元400年左右完成。莫志杰(Bruce
Metzger)说:“劳依(E.A.Lowe)曾给人看他自第二世纪纸草经卷上抄录下的古文记号。”
33/72-74
可比安拉丁文版本(Codex Corbiensis)其中包含四福音书,约在公元400至500年间完成。
委西冷兰拉丁文版本(Codex Vercellensis)约在公元360年写成。
巴拉丁拉丁文版本(Codex palatinus)约在第五世纪时写成。
拉丁文通俗译本(Latin Vulgate)耶柔米乃大马士革城的教区秘书,后成为罗马主教。他曾应主教之命,将新约圣经于公元366年至384年间译成拉丁文。6/201
3D.北非(或埃及)文版本
布如斯(F.F.Bruce)认为第一部埃及文新约圣经很可能是在第三或第四世纪时所译成。15/214,6/214
沙希德版本(Sahidic)于第三世纪初叶开始出现。67/79-80,33/79-80
巴海里克版本(Bahairic)编者克色尔(Rodalphe
Kasser)认为该版本是在第四世纪左右所译成的。19/50
中埃及文版本(Middle Egyptian)于第四或第五世纪。
4D.其他文字版本
亚美利亚文版本(Armenian)约在公元400多年时,似乎是从君士坦丁堡的一本希腊圣经翻译而来。
乔治亚文版本(Georgian)俄国外高加索人所用的文字
7C.早期教会学者印证抄本的可靠性
大英百科全书说:“考证经文的学者虽然审查过不同的抄本后,若尚未参考过早期教会学者们的著作,他仍算没有用尽新约圣经的证据。因为早期基督徒的著作经常与一两种抄本的文体有区别。当传统的原文字句遗失后,这些早期教父的作品往往就成了唯一用来查考圣经原始文字的代表资料,尤其如果他的作品能与其他手抄本的文字相符时,这些作品就成了最好的核勘参考文献,经文批判学家们在未参考这些人的作品前,不应任意下断语评论抄本的真伪。”12/579
葛林里(H.Harold Greenlee)说,在早期基督徒的作品中多处引用新约圣经中的经文:“次数极多,即使不用新约抄本,单从这些被引用的经句,拼凑起来,也可重新编出一部新约圣经来。”37/54
莫志杰(Bruce Metzger)论及在一般解经书籍及讲道集中所引用的圣经经句时,也重复以上葛氏的看法说:“是的,被引的经节数目甚多,即使任何其他有关新约经文的知识均告遗失的话,我们由这些引用的经句中仍可以重新编纂出一整部的新约全书。”33/86
盖司乐与尼克(Geisler and Nix)说:
“引用之经文实在太多太广,即使没有新约抄本留存至今,单由早期教会早期领袖们的著作中,我们仍可以重新整理出一部新约圣经来。”14/357
盖司乐与尼克最后在其《圣经通介》(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Bible)中引用李齐(Charles Leach)所著的《我们的圣经是如何得来的》(Our
Bible:How We Got it,pp.35-36)中戴平波爵士(Sir David
Dabrymple)的一段话,当戴氏正在思量早期教会作品中超量的经文数量时,有人向他说:“如果新约圣经被人摧毁,至第三世纪结束前,每一部新约的手抄本亦均告遗失,我们单从第二及第三世纪教父们的作品中能否重新编出新约圣经来呢?”
经过长期的研究与考察,戴平波爵士(David Dabrymple)终于结论说:
“现在请看这些书,你还记得所问有关新约圣经与早期教会领袖们作品的问题吗?那个问题引起我的好奇心,由于我个人拥有许多现存的第二、第三世纪教会初期领袖们的作品,我开始收集资料,至今为止,除了缺少十一节外,从他们作品中我几乎找到整本新约圣经的章节。”14/357
请留意:安格士(Joseph Angus)在《圣经手册》(The
Bible Handbook)第56页中提及只使用教会初期的领袖们作品收集新约圣经所可能面临的一些困难。
他们引用的经句有些未必每字均准确。
有些抄写人常生笔误,或将经文任意更改。
教会初期领袖(犹太教法典)俄利根(Origen)在De
Principus第二卷第三章中称罗马的克利门(Clement of Rome,公元95年),是使徒们的学生。4/28
另一教会初期领袖特土良(Tertullian)在《真道辩》(Against
Heresies)第二十三章中,亦称克利门是使徒彼得所挑选的门徒。
爱任纽(Irenaeus)在《真道辩》(Against
Heresies)第三卷第三章中说:“他仍有门徒的讲道回响在他耳中,他们的教训曾留在他眼前。”
他引用下列诸书卷:
马太福音
哥林多前书
马可福音
彼得前书
路加福音
希伯来书
使徒行传
提多书
伊格那丢(Ignatius),在公元70-110年间曾任安提阿教会总督,后为主殉道。他深识耶稣的门徒,也是坡旅甲(Polycarp)的学生,他的七篇书信中曾分别引用新约圣经中以下各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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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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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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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罗尼迦前、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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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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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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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前、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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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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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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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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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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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罗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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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林多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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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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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旅甲(Polycarp,公元70-156年)八十六岁时为主殉道,曾任士每拿(土耳其西方一海港)教会总督,是耶稣门徒约翰的学生。
巴拿马(Barnabas,公元70年)
何马斯(Hermas,公元95年)
塔弟安(Tatian,公元170年)
爱任纽(Irenaeus,公元170年)曾任里昂教会主教。
亚历山大城的克利门(Clement of Alexandria,公元150-212年),他除有三本书未引用过之外,曾引用新约全书中经节达2400句之多。
特土良(Tertullian,公元160-220年)曾是非洲迦太基城教会的长老,其作品中引用新约圣经章句达七千余次,其中有3800句来自四福音书。
海波里多(Hippolytus,公元170-235年)引用1300多句新约经文。
犹斯丁(Justine Martyr,公元133年)曾极力与公元二、三世纪的马吉安异端Marcion相抗,马西翁异端不信旧约圣经与大部分的新约圣经。
俄利根(Origen,公元185-253或254年)这位善辩的作家曾写成六千多本作品,其中列举1万8千多句的新约经文。32/253
赛伯令(Cyprian,死于公元258年)曾任迦太基主教,引用740句旧约经文及1030句左右的新约经文。
盖司乐与尼克(Giesler and Nix)最后结论说:“只要我们略加统计就可以发现,在教会于公元325年举行尼西亚会议(Council of Nicea)之前,这些基督教教父们已经引用过3万2千多次的新约经文。这还不是全部的经文来源,因为第四世纪的其他作品尚未包括在内。如果我们将在尼西亚会议之前及会议同时的闻名作家优西比渥(Eusebius)的作品也加入计算的话,所被引用的新约经文数目则要超过3万6千的数字。”14/353-354
除上列所举的早期作家外,你尚可再加入奥古斯丁、安马比亚(Amabius)、赖汤帝纳(Laitantinus)、奎实顿(Chrysostom)、耶利米(Jerome)、罗曼拿(Gaius Romanus)、亚山那西(Athanasius)、米兰的安伯罗(Ambrose of Milan)、亚历山大城的西瑞(Cyril
of Alexandria)、叙利亚的以法连(Ephraem of Syrian)、波易特的海拉瑞(Hilary of Poitiers)、乃沙的格里哥利(Gregory
of Nyssa)等人。
我建议读者购买盖司乐与尼克(Giesler and Nix)所著的《圣经简介》(General
Introduction of the Bible,Moody Press出版),他们在研究圣经抄本的权威性上下过极大的功夫,颇值得我们细读。
早期教会领袖作品中引用新约经文的次数
8C.崇拜时用来诵读的经文印证圣经的可靠性
这是最为人们所忽略的一个地区,却也是包含新约圣经抄本最多的一种文献。莫志杰(Bruce Metzger)对这些用来诵读的经文的背景这样解释说:
“按照犹太会堂的惯例,每当在安息日聚会时,犹太人总要诵读一段律法及先知书。早期的基督教教会也沿习犹太人的惯例,在崇拜聚会中朗读一段新约圣经的章节,根据四福音书及新约中的书信篇,教会编出一个有系统的朗读课程。以后因循成习,在各主日及每年特殊的节日中,新约圣经被排成固定的次序,被人在教会中诵读。”33/30
莫志杰继续说,这些朗读资料中有2135种抄本已编入目录,但仍有不少有待仔细研讨与分析。
葛林理(H.Harold Greenlee)说:
“最早朗诵抄本的片断来自第六世纪,成册的抄本则来自第八世纪之后。”19/45
一般的朗诵来源具有保守性,且采自较古的经文抄本,因此在经文批判学上颇有价值。33/31
3B.旧约圣经之可靠性──按其参考文献考验方式来衡量
旧约方面的参考文献,不似新约圣经那么丰富。直到死海经卷被发现之前,我们所拥有最早的希伯来文手抄本是来自公元900年左右。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是在公元前400年左右时所写成,因此所留传下来的手抄本与原文相隔约有1300年的时间。乍看起来,似乎旧约圣经并不比其他古典文献来得可靠(比较世俗文典文献原著与手抄本相距之时间)。
然而当死海古卷被发现后,圣经学者才发现,许多旧约经卷都是在耶稣时代之前所写成的。
当这些事实被公诸于世,并经比较后,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印证旧约经文的可靠性。正如甘扬爵士(Sir Frederic Kenyon)所说的,“我们基督徒可以将圣经拿在手中,而毫不畏惧、也毫不犹豫地说,我们手中握着的乃是上帝真实的话语,由历代相传下来的,虽经长久的年代,其中主要内容却从无损失。”25/23
首先,我们若要研究旧约的可靠性,我们就要仔细查考抄写经文的文士们,在抄写旧约圣经时所持的无微不至的态度。
1C.编纂犹太遗传经典的时代(The Talmudists,公元100至500年)
在这段期间,犹太人花费了极多的时间来编纂希伯来的民法和律法。编集犹太会堂中的经卷乃是一项极费力的繁琐工作。
戴维森(Samuel Davidson)在《旧约圣经的希伯来经文》(The
Hedrew Text of the Old Testament,2 nd.ed.被录于詹姆郝斯丁[James
Hastings]的《圣经字典》第四卷第949页中。)中描述一位犹太经典编纂家所必须遵守的严格纪律,我采用盖司乐和尼克合编的数码列举如下:
1.凡是犹太会堂中所用的经卷一律必须抄写在清洁的兽皮之上。
2.必须是由犹太人专为会堂聚会用而预备的。
3.这些经卷必须用清洁的兽皮所制成的皮带系在一起。
4.所有的经卷中,每一张兽皮中所包含的段数均需一致。
5.每一段落的宽度不得少过四十八行,也不得多过六十行,每一行长度不得超过三十字。
6.全本均需划行抄写,若头三字写成时未划行则必须作废。
7.抄写时所用的墨水必须是黑色的,且须照一定的配方制成,不得用红、绿或其他颜色的墨水书写。
8.抄写用的范本必须是真品,抄写时不得任意修改其中字句。
9.抄经之人必须看范本抄写,不可有一字,一字母,甚至一捺出自记忆……。
10.每个子音之间须留有细微的空间。
11.每段间应留有九个子音空隙。
12.每一卷书之间要留出三行的空隙。
13.摩西五经中的第五经末尾结束时必须划出一行,其他各书则不必如此。
14.抄写之人在抄写时必须穿戴犹太人的服装。
15.抄写前必须沐浴更衣。
16.新沾墨水的笔不可用来写上帝的名字。
17.当写及上帝的名字时,即使有王来对他说话,他亦可置之不理。
戴维森(Samuel Davidson)又说:
“凡不依以上规定写成的经卷应放弃不用,将它埋于土中或予以焚毁,或被贬入学校当作教本使用,却不能用在会堂中。”
为什么我们没有更早的旧约手抄本呢?当我们注意到抄写古卷的人所必须遵守的规定或抄写时的准确性时,再注意早期旧约抄本的缺乏时,我们就可以明白现今所有旧约手抄本的可靠性了。
抄写犹太经卷的文士们对他们抄写的准确性颇有信心,他们相信这些副本完全如正本一样地具有权威性。
甘扬爵士(Frederic Kenyon)在《我们的圣经与古代手抄本》(Our
Bible and The Ancient Manuscripts)也论及以上的记载及手抄本被毁的原因:“由于犹太人对抄写旧约经卷有极严格的要求,这也就是早期抄本消失的原因。当文士按照犹太法典的规定以极严谨的态度抄成旧约经卷,又经证实其中完全无误后,抄本就被当作正本一样看待,每一部抄本均一视同仁。这样一来,时间不但不能被用来考证抄本的真伪,反而变成一个弱点,因为抄本经长久使用后,必有所残缺,一有残缺的抄本便立刻被视为不合使用,必须予以废弃。
“在每个犹太会堂中均有一个木制的板柜,称之为Gheniza,其中专门用来存置残缺的旧约抄本,好些现存的最早旧约抄本都是在这种板柜中找到的。由此可见,犹太人习惯视新抄本较旧抄本更为可贵,因为它们是完整无缺的。而板柜中的残本则往往因忽略而腐坏,或因板柜中残本累积太多后被拿去埋了。
“我们不必为缺乏希伯来文最早的圣经抄本而感到惊讶,也不必为之不安。除了以上所述犹太人摧毁手抄本的方法外,我们还要记得,历世累代以来犹太人经常受到外族的迫害,他们的财物受摧毁,旧约手抄本的古卷当然也会随之丧失。而真正得以遗留下来的
,就是犹太人视为所应当留下来的马所礼经卷(Massoretic
text)。25/43
“犹太人对经卷的崇敬,对经卷纯正性的重视并不是在耶路撒冷城沦陷后才开始的。”18/173
我们从旧约的以斯拉记七章6节及10节就可以看出,其中称以斯拉说,“他是敏捷的文士。”
换句话说,他是一个专才,一个对旧约有研究的人。
2C.马所礼的年代(Massorectic Peiod,公元500至900年)
马所礼人(The Massorectic,来自Massora一字,即“传统”的意思)专门从事编辑、校订旧约经文的辛劳工作,他们的总部在犹太地的提比哩亚海(即加利利海)附近,他们所编成的旧约经卷称之为马所礼经卷(Massoretic
text)。
这些精心劳苦所编成的经卷,加上母音的拼音符号,以便帮助读者能正确发音之用。马所礼经卷乃是今日标准的希伯来文经卷。
马所礼人纪律十分严谨,一向存着极虔敬的心抄写经文。他们设计出一套十分复杂的系统,防范文士抄录时所可能产生的差误。比方说,他们计算每部书中每个字母出现过的数字,并计算出摩西五经与整本希伯来文圣经全文中间的那个字母是何字。除此之外,他们又设计了更多、更精细的计算方法,以防抄写时可能发生的任何错误。陆平费(Wheeler Robinson)在《古版与英文版圣经》(Ancient
and English Version of the Bible,1940年出版,第29页)中说道:“任何可以数算的,他们都予以数算。他们还设计一种背诵法,将各处数目的总和很容易地全部记下来。”6/117
甘扬爵士(Sir Frederic Kenyon)说:
“除了要记得手抄本的差异、传统与猜臆上的差异外,马所礼人还要着手于数字的计算,这些则是一般经文批判家们所不曾使用过的方法。他们记下每卷书中句数、字数及字母数目的总和各有多少,他们也计算出每卷书中间那个字和中间每个字母为何;他们知道那些经节包括有全部的希伯来字母,或只包括某些字母的经节等等。这些细节听来十分琐碎,但对抄写经文时,保持抄本的精确性却甚属必要。这些细节正表明人尊敬圣经乃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它是理当受人颂赞的一本书。马所礼人唯一关心的乃是律法中的一点、一捺、一句、字母中的一小部分都不被抄漏。”25/38
3C.论及旧约可靠性的语录及其法
魏洛狄(Robert Dick Wilson)在《科学化的旧约研究》(A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of the Old Testament,Moody Press出版)论及圣经的可靠性与可信性应可以回溯至旧约时代:“由一四四件自埃及文、亚述文、巴比伦文及摩押文音译成希伯来文的名字中,或由四十个由希伯来文译成以上各文字的名字(总共一八八件证据)中,我们可以看出有2300年至3900年的时间,圣经中的专有名词从没有被译错过。最初的文士在音译这些名字时,必须使用最正确的语言学原则,使原名与译名极其接近,这充分证明他们的仔细与学术精神。更有甚者,希伯来人的作品能数世纪以来一直被抄经家不断抄写,也是在其他历史文献中所未有过的现象。”48/71
魏洛狄(Robert Wilson)又说:
“自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400年间共约有四十位君王存在,每位都按其朝代先后记载……‘其中不但记有同国的其他君王,又有其他国的君王史记可供核对……旧约圣经中有关各君王的记载,其正确性实超出人类的想像之外,’若这只是出于偶然,那它只有750,000,000,000,000,000,000,000分之一全对的机会。”48/70-71
根据这个证据,魏氏总结说:
“这个证据说明旧约的原版经文经过二千年的抄写后,仍能十分正确地留存给我们,这件事实不容我们忽略。这不但证明二千年前的原版圣经与二千年后的抄本几乎完全吻合是可能的,我们由巴比伦原本与二千年后之抄本文献所存的类似之处,又由相隔二千年的纸草经卷与现今版本的古典文学相较,只见少数内容上的出入,再看过去希伯来原文经卷中的犹太君王名,及外国名词如今仍很正确地被留传下来,我们实不得不佩服这种近乎科学的精确性,这个精确性更是有目共睹的。”48/85
布如斯(F.F.Bruce)相信“马所礼人所编纂的希伯来文子音经卷(最早的希伯来文圣经只有子音,没有母音,直到马所礼时代,因不方便朗读才加入母音。)流传有近一千年的时间,但与原本相较时,却仍能保持惊人的信实程度。”6/178
葛威亨(William Green)总结说:
“世间没有任何其他的古典文献象旧约圣经这样正确、精细地被抄录流传下来的,这种说法真是一点不错。”18/181
论到希伯来文圣经能被如此正确地抄写、留传、英国剑桥大学图学馆副馆长艾肯孙(Atkinson)说:“这几乎就象是神迹一样。”
第二世纪的犹太教法师阿克巴(Rabbi Aquiba)一心视制造最正确的经书为己任,曾如此说:“马所礼人正确地抄写经卷,成为保存旧约圣经准确性的一道防护墙。”21/211
4C.希伯来文经卷
开罗版本(Cairo Codex)现存于大英博物馆,约在公元前895年间问世,是由马所礼人阿学的儿子摩西一家人所抄成(Moses ben Asher),其中包括前后先知书在内。6/115-116
列宁格勒先知书版本(Codex of the Prophets of Leningrad)约在公元916年抄成,其中包括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及十二卷小先知书。
最早的整部旧约经卷应是巴比伦帕测巴力拿版本(Codex Babylonnicus Petropalitanus)约在公元1008年抄成,现存于列宁格勒。它是 |